朱大渭简介
朱大渭，1931年2月生，四川西充县人。195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后被分到www.bet28365365.com历史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1986年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1988年被聘为山东大学兼职教授，1989年被中国军事科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1992年被聘为本院高级职称评委。同年后两界被选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现任名誉会长。2006年8月被选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1991年荣获国务院颁发“有特殊贡献专家特殊津贴”。主要学术著作有：《六朝史论》、《六朝史论续篇》、《名家说史——朱大渭说魏晋南北朝》。主编并撰写二分之一《中国农民战史魏晋南北朝卷》，获历史所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1993年）。《中国军事通史》第八卷《两晋南北朝军事史》，获国家图书提名奖（1999年）。《诸葛亮大传》上下册。主编《插图本中国古代思想史》六卷本，获国家图书提名奖（2008年）。主编《中国通史图说》，精选历史图片6000余幅，200万字，大十六开10卷本。《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北朝历代建置长城及其军事战略地位》，分别荣获中国社科院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奖（2007年及2009年）。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著作：
1. 《六朝史论》，425千字，中华书局，1998年
2. 《六朝史论续篇》，340000字，学苑出版社，2008年
3. 《中国军事通史》第八卷——《两晋南北朝军事史》，427千字，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
4. 《诸葛亮大传》（《武侯春秋》修订本），552千字，上下册，二人合著（凡二人合著后者为学生），中华书局，2007年；台湾麦田出版社买版权再版，2009年
5. 《鞠躬尽瘁一忠臣——诸葛亮》，10万字，台湾万卷楼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
6. 《名家说史——朱大渭说魏晋南北朝史》二人合著，172千字，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7. 《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470000字，二人合著，第一作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8. 《魏晋南北朝宗族组织试探》，44600字，二人合著，《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9. 《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此文被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选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史优秀考据文选》上、下册，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10.《魏晋南北朝史要义两题》，13000字，《www.bet28365365.com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6期
11.《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256千字，主编并撰写二分之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
12.《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魏晋南北朝卷》，232千字，主编并撰写，齐鲁书社，1996年
13. 主编百卷本《中国全史?魏晋南北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思想、教育、科技、艺术、宗教、习俗等10卷，约1635千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4. 主编《插图本中国古代思想史》6卷本，共约1565千字，插图613幅，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15. 主编《中国通史图说》大16开10卷本，约200万字，图片6000余幅，九州图书出版社，1999年
16. 主编《历代开国皇帝传》上下册，附开国皇帝本纪原文，文白对照，511千字，海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7. 主编院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历史人物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部分，180万字，已交定稿5年，即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18. 主编《晋书今注》，二十四史今注之一，注文360万字，已交定稿8年，将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
学 术 自 传
我自幼喜欢读历史演义小说，逐渐对祖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因而报考四川大学历史系。在川大学习时，对我影响较深的首推尊敬的徐中舒、蒙文通、缪钺三位老师。三位老师在学术上，或考论双精、或博学贯通、或文史兼善。他们各展所长，传道授业，诲人不倦。蒙师博通经学、玄学、理学、史学、宗教、古地理、古民族诸多学科，而且能将各学科纵横联系、融会贯通，以其睿智的史识提出系统独到的见解。他曾多次畅谈中国历史发展至魏晋发生第二次大变化，并旁及陈寅恪隋唐制度“三源”说；章太炎“真以哲学著见者，当自曹魏代始”；汤用彤汉魏之际，“中华学术发生一大变”；刘师培“以其文学特立一科者，自南朝刘宋始”等高论。我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念头，即萌生于此时。蒙师强调治史的四条要点：广博、精深、贯通、探变。可以说这是先生以自己的治史经验，对学生提出的严格要求。后来由于治史范围的原因，以后数十年间，同缪师的联系较多。缪钺师强调治学之道，“既要能高瞻远瞩，宏观全局，又要能索隐探微，不可偏执一端”。大学时代的三位业师虽已作古，但其谆谆教导，言犹在耳，巍巍师表，学术品德楷模，言传身教，泽被学子终身。
我的生活经历，说来略有不顺。我和妻子风雨同舟50年，她是中学模范教师，教育子女成才，并操持家务，使我能专心治学。但她积劳成疾，因病长期全休，加之我的身体也欠佳，终身都是在同病魔斗争中进行研究工作，尽管这样，丝毫没有动摇我对史学研究的信心和决心。
当我进入历史所后，曾先后熟读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王仲荦、何兹全等前辈学者的著作，这不仅使我清楚六朝历史领域的已有成果，而且从中选定薄弱环节和突破点，同时领会他们的严谨治学精神。1990年9月应日本学术振兴会邀请去日本讲学，在东京、大阪等地同日本多位著名中国史专家互相作文化交流。国外中国史研究成就，日本学者的论著最为重要，吸收他们的成就，更进一步奠定我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基础。
在研究六朝史的50多年中，我不仅撰写论文和专著，而且主编八部史著，其中已出版六部，还有《中国历史人物大辞典》（院重点项目），我主编《魏晋南北朝部分》，约180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即将出版。《晋书今注》（二十四史今注之一）为古籍重点整理项目，该书注文为《晋书》原文的两倍，约300多万字，我与川大及中山大学四位教授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如以一人计为15年。因为该书有十志，典章制度及其他难点较多，个别难点向老专家请教也不能诠释者，存疑以待高人。我撰写的《晋书今注?前言》已在《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4期发表。此书我们在8年前就已完稿，如无意外，将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我在主编各书时，都是亲自作编写大纲、指导思想，以及具体内容，有的我自己参加撰写，而且对每卷作者的章节安排内容进行审定修改，这方面几乎占去我一生研究时间的一半。这样的工作主要在于利用集体力量，同时培养青年学者成长，并发挥退休老专家的余热，从而推进历史研究的发展。其实，主编这些书有的论学业水平我是没资格的，只是出于出版社的邀请，以及参加的一部分作者的要求，只好勉强为之。
我在半个多世纪的治史生涯中，比较重视前辈学者（包括古代和近现代）的教诲和启迪，并总结自己的治史心得，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深化治史理念和追求，因而也有一些肤浅的认识。首先，学风是各类学术研究领域健康发展的根本性的问题。它是指有关学术领域研究的基本风格和态度。总体说来，其核心要求为刻苦勤奋、诚实严谨、求真创新，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尊重他人学术成果。显然，学风包涵着怎样做人及怎样为文两方面的丰富内涵，这又延伸到学术道德问题。我们提倡坚持优良学风，追求史学真理，而不追求个人名利，做人治学必须力求真诚、求实、创新三者相统一，这应是学风和学术道德要求的最高境界。据此，治史者一定要具有淡泊、宁静、诚实、寂寞的纯真品格以及执着、严谨、求真、创新的奋进精神。前者属于一种思想境界，后者乃是一种实干精神。
当前在史学研究领域，这种风格和精神较为缺乏，因而有“学风浮躁”、“学术失范”，甚至学术腐败现象发生。这说明科学这块圣洁的殿堂，也受到社会腐败现象的玷污。学界同仁常为此议论忧虑。而反映在学术成果的发表和出版上，各类史学著作虽然数量猛增，但是存在着东拼西凑，粗制滥造，以及低水平重复现象，而且剽窃制假等伪劣学术产品，也时有出现，突破了学术道德的基本底限。当前，史学研究队伍的自身建设，研究者对学风和学术道德有深刻的理性认识，有一种高度自觉性和自律精神，显得最为重要。
我国古典史家对学风和史德有着较为明确的认识。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才、学、识”，即所谓“史才三长”说。元代文坛“四杰”之一的史家揭傒斯任修辽、金、宋三史总裁官时，针对当时学者争正统而互相攻讦，提出了“修史之德”的“心术”主张。他认为“修史以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他毅然“以笔削为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贤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论之不齐，必反复辩论，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清代章学诚继承揭氏主张，在《文史通义》中专列《史德》一篇，明确提出“史德”观点，并作了理论上的界定。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者之心术也”。章氏正式提出心术即史家的道德品质，这是指史家从事史学研究的主观意图及动机和目的。史家必须心术纯正，才能具有治史的职业道德。这里“史德”应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古典史家主张的秉笔直书，善恶实录，此乃求真务实意识；一是指史家学风严谨，要沉下心来，花深功夫，下大力气，对一切历史事件、制度、人物的阐述评论“律以是非之公”，“以求归于至当”。由此，提出真知灼见，追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今天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上述优良学风和学术道德精神。中科院院士王梓坤在《科学发现纵横谈》中，也强调德、才、学、识四者对自然科学家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应当说，德、才、学、识乃是对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包括史学）基本素质的全面要求，其中“德”，应是史家的灵魂。所以章氏在《史德》篇中反复强调，如果史家没有“史德”，即便再有才、学、识，也不能写出真正的历史。
这里，首先应当认识史学自身的特殊性，在史学研究中，无论继承创新或原始创新，都必须有个前提，即真正掌握地上文献资料、地下文物考古资料、1000多年来前人的研究成果资料，一定要穷尽这三类资料，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择善而从，推雅取正，从而掌握准确可靠的有关资料以及前人的真知灼见。这项基础工作，不要说宋以后就是先秦至唐末五代，也要花去相当长得时间才能完成。有了这个基础工作，才能进一步探索历史社会各领域的真实内容和客观规律。关于揭示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这一步最困难，因为这是真正的创造性思维活动。
我们知道，即便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历史，要精审地解决历史上和文献中的一切疑难之点也要求对全部有关资料作去伪存真的整理，作精辟入微的考证，才能求得可靠的结论。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顾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在其能建立研究之方法而已。约举有三：一曰贵创；二曰博证；三曰致用”。在“博正”中说：“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如果要探索历史规律，当然比单纯考证个别历史事件，更要复杂困难得多。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这里恩格斯所讲的，正是根据历史学科的特征，以理论指导，资料搜集再经过研究实践而得出正确史学创见的全过程。实际上，在历史研究中考证与论述，微观与宏观二者是紧密结合的。微观研究为宏观研究奠定基础，而宏观研究又可以带动和提升微观研究。初治史者，尤其要重视考证和微观研究，因为史学实证性极强，历史研究的正确结论是要在充分掌握和准确解释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再经过理论分析而最后抽象升华出来的。我们知道，马克思毕生没有脱离历史研究，从揭示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这一总目的出发，或是用宏观理论分析的方法（又称逻辑思维的方法），或是用实证的方法，或把两者结合运用。马克思在前后共作的7部编年史摘录中，则主要采用的是实证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比如近年来引起东西方学者热烈讨论的马克思晚年所作的最后一部《历史学笔记》，就是宏观理论分析与微观实证相结合的典范历史论著。他从具体历史实际出发，其中共引用了8部欧洲及其相关的当时著名历史学论著，对欧洲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历史做了批判性的论述，并订正或补充了某些被遗漏的重要史实，“通过实证性的历史研究，从理论与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阐释和论证”，从而为唯物史观的整个理论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认为，无论专著和论文，上乘之作总是严谨史实考证、精审理论分析、抽象升华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见解三者的完美结合。如果不具备实证功底，以及高屋建瓴的理论分析和思辨能力，绝不可能成为一位有成就而杰出的历史学家。还应该注意，治史是研究以往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而以往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不可能被完全记录下来，即便是不完全记录下来的资料，我们再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完全掌握它。加之每个人的各种条件有别，因而治史者无论如何勤奋努力，即使其史学论著发挥到极致，除去一些具体历史问题外，其他历史观点都只能是相对真理。因而史学的发展，乃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正如朱熹所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所有上述历史学的特征，决定了要想对中国史研究做出较大贡献，必须穷尽一生精力，长期下苦功夫，拼搏奋斗，方有可能实现其理想。也就是说，史家毕生都必须在细腻的史实考辨与雄浑的理论分析中纵横驰骋于广阔的历史领域，以求索和升华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结论。
我国古代著名史家司马迁撰《史记》，先助其父司马谈搜集整理资料，制定体例阶段（前126——109年），前后共18年。自己发奋撰修（前108——93年），前后共16年，总共花去34年功夫。这还不算其父为此所作的努力和所付出的心血。实际上，司马迁父子两代人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才完成了《史记》的撰写工作。再如，司马光领衔编撰的《资治通鉴》，所参加者刘攽（战国两汉）、刘恕（六朝至隋）、范祖禹（唐迄五代）三人，皆为各段治史名家。他们四人经过19年时间才撰成。如果以一人工力计，则为76年。即使是给正史做较好的校注和集解工作，也需要多年甚至毕生的精力才能完成。如卢弼《三国志解集》，吴世鉴《晋书斠注》，皆穷尽其一生精力而后成。
由于历史科学的各种特性以及对科学研究的严谨要求，这就决定了治史者必须熄灭学术浮躁之火，摒除急功近利之欲，一生在寂寞、宁静、清贫中度过。这里用得着古人总结的一切事业（特别是学术研究）成功的经验：“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被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方法作出“奇迹”般创建的朱熹曾说：“静，便养得根本深固，自可致远”。揭傒斯说：“惟静为能统天下之至动，惟虚为能容天下之至大……君子学成于静，受益于虚”。
总之，淡泊、宁静不是感觉，而是一种思想境界，淡泊、宁静不是心情，而是一种出自内在的理念。当众人在焦急、烦躁、喧嚣中争名夺利，或在灯红酒绿推杯换盏般享受时，我们却应在淡泊、宁静中创造史学之至理。所有这些应是一个治学者必须深刻领会的。这是因为心灵的淡泊宁静，与尘世的名利相争不容，而浮躁急功，又与科学研究的理念相悖，而治史自始至终丝毫离不开宁静与理念。当然，治史也需要激情，但这种激情要沉于心底，行于笔端，蕴于史著。治史者崇高的思想境界，求真务实精神以及对历史科学的执着所产生的爱和激情，以此三项作为理想定力的支撑点，才能真正守住淡泊宁静，为治史而长期过着坐冷板凳的寂寞清贫生活。更要像司马光修《通鉴》那样孜孜不倦19年，其《进书表》说：“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臣之精力，尽于此书”那种为治史的牺牲精神。
治史虽、德、才、识、学四者均重要，而学即勤奋肯下苦功夫当为成功的关键。有人崇拜天才，我比较看重天道酬勤，相信天才识见皆源于勤奋。在所有史学大师中，天赋虽有差异，但勤奋却是共同的。所谓天赋、灵感这种人类思维突发性的创造活动，总是在长期积累和潜思过程中，像火山久蓄的岩浆迸发出来。所以朱熹仅在《读书法上》中，便就此提出，读书治学，“须下死功夫”；“须猛施功夫”；“这功夫须用行思坐想，或将已晓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个晓悟处出”。朱氏借鉴古人经验说：“欧公言：‘作文有三处思量，枕上、路上、厕上’。他只是做文字，尚如此，况求道乎！”又说：读书治学，“须玩味反复，始得。用力深，便见意味长，便受用牢固”。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指出：“古今之成大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即‘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词句）。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词句）。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词句）。此第三境也。”这里如以治学而言，第一境界指科研理想和追求的远大目标；第二境界指讲勤奋下苦功夫的长期过程；第三境界指最终达到科研所追求的目标。科研的远大理想，只有付之实践，才能真正达到目的，可见第二境界尤为关键所在。也即朱熹所讲的长期潜心花苦功夫去追求，甚至身体都憔悴消瘦了，才能最后有所成。胡适在总结治学方法时借用古人：“勤、谨、和、缓”四字诀。勤就是下苦功夫；谨就是不苟且，不随意，要求严谨性；和就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缓就是不着急，不轻易下结论，不随意发表。他也把“勤”放在第一位。朱、王、胡三位都是我国古代和近现代最有天赋而在文史研究领域成就最大的学者，他们对治学成功的认识，应该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总之，不管今后研究手段如何现代化，勤奋都是永远必须的。因为研究手段只能缩短研究过程某些环节的时间，而不能代替创造性思维。而且随着时代的前进，史学研究将越来难度越大，越需要发挥创造性。而创造性思维则是在科研过程中长期积累和思考的结果。朱熹是我国古代一位对经学、易学、哲学、史学、文学、古文字学等都有极高造诣的学者，可以说其著作的质量和数量都堪称一流。他在《观书有感》一诗中所咏：“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诗中所感悟的读书治学成功的深刻体验，虽千古之下，学人都能从中领悟到治学的一切创新识见，都是在心窗八面思绪恢弘的艰苦卓绝地勤奋学习中，才能像清泉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出。
中华民族有着特别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其核心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社会等地上和地下历史文献和文物载体，历代相传，从未间断，因而具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它乃是历代史家、文士和各族人民用血和泪创造和谱写而成的。我们作为这种伟大历史文明传承总结工作的一员，肩负着艰巨而神圣的使命，当然，这也是一种光荣的任务。这种职责对我们提出了严格要求。当今社会充满利润竞争，人间物欲横流，诱惑殊多，治史者必须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以及求真务实精神。史学创新，特别是第一流的创新，不仅需要才、识、学，更需要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一个有素养的史家，其专业上的素质以及全面的文化学术修养，乃是长期刻苦勤奋而获得的，乃是经过千锤百炼，不断升华，具有较高的自律原则，从而成为一个有优良学风和道德风范的学人。一个明智史家的人生哲理，就是不断奋发地追求历史客观规律，勇于史学创新。人类社会就是在追求真理中，不断地创新，以推进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可以说，这是史家对史学深邃入骨的认识基础之上的一种唯一选择。
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永远值得我们去热爱，它是我们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的源泉，它蕴含着永远探索不尽的社会历史发展真谛。我们凭借此种优势，必须用实际行动撰写出高质量的史学论著，以适应改革开放时代，激发祖国人民自觉地认识和创造历史，自强不息地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不断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为人类历史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于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方面，我在“媒体报道”一栏中，曾附有多篇对我著作的评价（包括论文集、专著、主编的著作）可以参考。这里我举国内外两篇书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牟发松指出，“《六朝史论》作者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魏晋南北朝研究者的优秀代表，90年代曾任两届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如果将《六朝史论》视为这一代研究者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似不为过。”日本大阪府立大学教授中村圭尔在评书中说：“《六朝史论》是一本真正高水平的学术论文集，内容非常丰富，其成就兼具有广度和深度而又创新的鲜明特色。兼备独自特色的重要成果，可以把他视为新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又一新的里程碑。”另外，复旦大学傅杰先生还将我的《古代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一文选入《廿世纪中国文史考据优秀文录》。中外学者对我的书评十四篇，大多评价偏高，少有批评意见，使我惶恐不安。我的论著确实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其中有许多不足之处。我想评论者可能含有奖掖之意。我认为时人对学术论著的评价或带有时代局限，必须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纵观古今学术论著，学人对其学术论著水平多数能形成共识，但也有少数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各代学者对其学术论著水平高低尚有争论，其实这是学术（包括史学）发展的正常现象，由此而推进各类学科的深化进程。
最后，我对青年史学工作者有三点希望：第一，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处于转型期，学术界理论思维活跃而复杂。大家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作理论指导，才不至于迷失研究方向。以80余年来我国魏晋南北朝史名家为例，凡成就较大者，大多数是坚持唯物史观的。陈寅恪先生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贡献最为突出，影响几代后学。我同意其弟子万绳楠先生在整理陈先生讲稿时对其尊师史学理论的评价。他认为陈氏为中国近现代由唯心史观转变为唯物史观的第一人。青年学者对此应深切注意，不可轻视。而且要自觉地肩负起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以及推进其发展的艰巨任务。
第二，在当前学风浮躁和学术道德存在腐败现象的严峻形势下，你们在学风和学术道德上，一定要严格自律，自觉地追求淡泊、宁静、诚实的纯真品格，以及执着、严谨、求真、创新的奋进精神，这是当代史学队伍和史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必然趋势。
第三，青年学者要有一个基本认识，中国历史文献和地下文物及其丰富，必须穷尽一生精力，长期下苦功夫，拼搏奋斗，方有可能实现其科学研究理想。我不轻视天才，但更看重天道酬勤。因为大凡有成就的史家，天赋虽有差别，而勤奋确是共同的。请你们认真细读《朱子语类》讲读书治学部分，他九次强调“须用死功夫”，读书思考，方有所成。你们还可细细品味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治学三境界。我喜欢朱熹的治学名言：“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我在同年轻学者交流史学研究心得时，也常常提出这三点要求。历史科学的传承和发展，必须由青年人肩负起来，青年们欣逢盛世，党中央又制定政策和采取各种措施，以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前各种学术发展条件都具备，青年人在史学上的成就，必定会超过我们，其中有的可能成为一代史学大师，这是我由衷的希望，也是时代对青年的要求，愿与大家共勉。
朱大渭
二〇一一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