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绍基简介
邓绍基，www.bet28365365.com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1933年1月生，江苏常熟市人。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后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辑部负责人、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顾问；www.bet28365365.com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文学部主任、博士生导师。www.bet28365365.com第一届院务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主编或参与主编的大型著作有《中华文学通史》、《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华文学通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主编的《元代文学史》系百年来第一部元代文学的全面系统论著，获www.bet28365365.com优秀科研成果奖。各类文章近二百篇，有代表性的是论文《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的回顾和探讨》、《建国以来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坚持马列主义理论指导，提高古代文学研究水平》和《五四文学革命与文学传统》等。这些论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古代文学研究界拨乱反正中起过一定积极作用。近十年来陆续发表研究元杂剧的文章，涉及元剧格律、版本和作者生平等诸个方面，是为即将出版的《元杂剧考论》专著的主要内容。1991年编注出版的《元诗三百首》是近代以来的第一部元诗选本。此外，还有《杜诗别解》（专著）和《红楼梦论丛》（合著）等。目前，还担任中国杜甫研究会顾问、中国水浒学会顾问、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和中国近代文学学会顾问。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著作：
1.《红楼梦论丛》（与陈毓罴、刘世德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2.《杜诗别解》，中华书局，1987年
3.《元代文学史》（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4.《元诗三百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
5.《中国古代戏曲家评传》（与胡世厚合作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6.《注音注解今释插图唐诗三百首》（与史铁良合注，郝敏今译），大连出版社，1992年
7.《明清小说精品》（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
8.《晏殊晏几道欧阳修诗词精选180首》（与李玫合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
9.《中华文学通史》（与张炯、樊骏合作主编），华艺出版社，1997年
10.《尺牍精华》（与李玫合作），巴蜀书社，1998年
11.《元诗精华二百首》（与史铁良合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12.《中国古代十大词人精品全集》（主编），大连出版社，1998年
13.《唐诗三百首》（与史铁良合注），大连出版社，1999年
14.《元文》（与周绚隆合作选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5.《明代文学研究》（与史铁良合作主编），北京出版社，2001年
16.《古今文学名篇》（与杨义合作主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
17.《明清小说精品·附历代白话小说精品》（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
18.《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19.《金元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0.《元曲选评》（与王菊艳合作），岳麓书社，2006年；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
21.《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辽金元卷）（与杨镰合作主编），中华书局，2006年
22.《百科图说元曲三百首》（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
论文：
1.《洪昇的<长生殿>——纪念洪昇逝世250周年》，《复旦校刊》1954年第6期
2.《<窦娥冤>是否有民族气节问题》，《光明日报》1956年3月4日（按，此文署名邵骥）
3.《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评严敦易同志<论元杂剧>》，《光明日报》1956年4月15日
4.《<说唐>简说》，《光明日报》1956年10月7日（按，此文署名邵骥）
5.《评“红楼梦是市民文学”说》（与刘世德合写），《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按，此文撰于1956年11月）
6.《谈在“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两个特色》，《光明日报》1958年3月30日（按，原文署名邓允建）
7.《李玉和他的传奇》，《光明日报》1958年11月2日“文学遗产”233期
8.《材料和理论》，《光明日报》1958年11月30日“文学遗产”第237期（按，此文署名郭荷）
9.《为了产生更好的中国文学史》，《光明日报》1959年4月5日“文学遗产”第254期（按，此文署名郭荷）
10.《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文汇报》1959年4月8日（按，此文署名邓允健）
11.《多写古典作家论》，《光明日报》1959年8月16日“文学遗产”第274期（按，此文署名郭荷）
12.《老舍近十年来的话剧创作》，《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
13.《十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与吴晓玲、胡念贻、曹道衡合作），《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
14.《论关汉卿的戏曲创作》，《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1959年12月（按，发表时署名邓允建）
15.《必须批判地继承遗产——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则札记》，《光明日报》1960年5月1日（按，此文署名邓允健）
16.《在古典文学估价中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之一例》，《光明日报》1961年1月8日“文学遗产”第346期（按，此文署名郭荷）
17.《谈实事求是》，《光明日报》1961年1月29日“文学遗产”第3494期（按，此文署名允建）
18.《评<海瑞罢官>》，《北京文艺》1961年3月
19.《关于学习遗产的问题》，《光明日报》1961年3月26日“文学遗产”第356期(按，此文署名郭荷)
20.《关于李玉的爱国情感问题》，《光明日报》1961年9月3日(按，此文署名允建)
21.《提出编写文学史中的两个问题》（漫谈在编写中国文学史中的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2月11日(按，此文署名允健)
22.《曹雪芹卒年问题商兑》，《文汇报》1962年4月17日(按，此文署名邓允建)
23.《再谈曹雪芹的卒年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6月10日(按，此文署名邓允建)
24.《关于“原地踏步”》，《光明日报》1962年9月30日“文学遗产”第434期(按，此文署名郭荷)
25.《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工人日报》1963年2月12日
26.《不能混淆古和今的界限——关于评价古代作家作品的两个问题》（与刘世德合写），《光明日报》1963年3月21日
27.《也谈立论要有根据》，《光明日报》1963年4月14日“文学遗产”第459期(按，此文署名郭荷)
28.《一种远离实际的评论》，《光明日报》1963年6月9日“文学遗产”第463期(按，此文署名郭荷)
29.《<红楼梦>的主题》（与刘世德合写），《文学评论》1963年第6期
30.《清代公案小说的思想倾向——以<施公案>、<彭公案>和<三侠五义>为例兼论“清官”和“侠义”的实质》（与刘世德合写），《文学评论》1964年第2期
31.《重提文学评论的一项任务》，《光明日报》1964年6月28日“文学遗产”第467期(按，此文署名郭荷)
32.《不能忽视作品的主要倾向》，《光明日报》1965年2月7日“文学遗产”第497期(按，此文署名郭荷)
33.《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影印出版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
34.《评所谓“姚文元道路”》（与蔡葵、杨志杰合写），《文艺论丛》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35.《从传奇<十五贯>谈到清官戏》，《光明日报》1978年8月8日
36.《“梁祝”和爱情戏》，《光明日报》1978年9月5日
37.《从<红楼梦>描写的晴雯得病风波说开去》，《哈尔滨文艺》1979年第3期(按，此文撰于1978年12月5日)
38.《<水浒>评论中的一个问题》，《语言文学》1979年第4期
39.《分歧不掷云霄外 高谊长存天地中——在<红楼梦学刊>编委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1979年5月20日；此文后刊于《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4期)
40.《读杜随笔》（十二篇），《北方论丛》1979年第6期
41.《读<史><汉>随笔》，《古典文学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42.《试论<水浒>的忠义》，《文艺论丛》第10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43.《建国以来关于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
44.《读杜随笔》，《语言文学》1980年第3期
45.《关于“曹雪芹小像”的部分题咏诗》，《光明日报》1980年6月13日
46.《关于几种<雷峰塔>传奇》，《学林漫录》初集，中华书局,1980年(按，此文署名邵骥)
47.《读杜随笔》，《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第6期
48.《读杜随笔》，《语言文学》1980年第6期
49.《释“白日放歌”与“青春作伴”》，《光明日报》1980年12月10日
50.《<明诗别裁>解题》，《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
51.《<六十种曲>解题》，《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
52.《读杜随笔二则》，《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辑
53.《杜诗别解》（二则），《中学语文教学》1981年第2期
54.《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二题》，《南开学报》1981年第3期
55.《加强读书指导》，《读书》1981年第8期
56.《关于<儒林外史>的版本》，《吴敬梓研究》1981年9月
57.《读杜随笔》，《齐齐哈尔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58.《李贺<秦王饮酒>释义商兑》，《语言文学》1981年5期
59.《杜诗随笔三则》，《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6期
60.《杜甫<登高>诗写作时地商议》，《文史》第12辑，中华书局,1981年
61.《<双枫浦>“浮纱帽”、“截锦苔”解》，《文史》第12辑，中华书局，1981年
62.《“乌纱”还是“乌鸦”？——谈杜诗<江楼夜宴>一处异文及其他》，《学林漫录》第4辑，中华书局，1981年
63.《读杜随笔》，《文史哲》1982年第1期
64.《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提高古代文学研究水平》，《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
65.《从<三侠五义>谈侠义人物——给一位青年朋友的复信》，《学习与研究》（现名《前线》）1982年第8期
66.《杜诗别解五题》，《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67.《关于钱笺吴若本<杜工部集>》，《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
68.《杜诗<和裴迪>题注诸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2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69.《“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问题的若干回顾》，《文艺论丛》1982年总第15辑
70.《读杜随笔》（六篇），《古典文学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71.《读杜随笔》，《唐代文学论丛》1982年第1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72.《杜诗别解五题》，《草堂》1983年第1期
73.《汤显祖和他的<牡丹亭>》，1983年7月
74.《我对探索文学史规律的看法》，《光明日报》1983年10月4日
75.《杜诗别解》（二则），《学林漫录》第7辑，中华书局，1983年
76.《读杜随笔》（六篇），《文学遗产增刊》第16辑，中华书局，1983年
77.《读杜随笔》，《艺文志》第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78.《我对扩大研究领域问题的看法——并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出版》，《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79.洪昇，《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
80.《略谈明代文学》，《文史知识》1984年第3期
81.《祝愿唐代文学研究工作出现新局面》，《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创刊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82.《杜甫卒于耒阳补正》，《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83.《杜诗别解三题》，《草堂》1985年第1期
84.《高文秀与元代东平府学》，《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辑，总第35辑
85.《在五凉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红柳》1985年第3期
86.《元杂剧的形成及繁荣的原因》，《河北学刊》1985年第4期
87.《先秦散文和“言简意约”》，《世界散文》1985年第5期
88.俗文学与商业化，《作品与争鸣》1985年第6期
89.杜诗别解，《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
90.维吾尔族元曲家薛昂夫，《新疆艺术》1985年第6期
91.《关于杜甫的世系问题》（按，本文未在报刊发表，后收入《杜诗别解》）
92.白朴，《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四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
93.《<汉宫秋>校读散记——兼谈[混江龙]曲的特殊性》，《中国古代戏曲论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
94.关汉卿的生平事迹，《古典文学知识》1986年第5期
95.萨都刺生卒年的聚讼，《古典文学知识》1986年第7期
96.《宋室王孙、元代宠臣——赵孟頫记略》，《古典文学知识》1986年第9期
97.《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么书仪合作），《中华戏曲》第2辑，1986年10月
98.《提一个建议》，《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
99.《中国古典文学之研究》，《语文研究新成果选粹》，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100.《读孙楷第先生的学术论著》，《文学遗产》1987年2期（按，此文以题《孙楷第对俗文学研究的卓著贡献》收入《学问人生：www.bet28365365.com名家谈（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101.《元诗宗唐得古风气的形成及其特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
102.《一部卷帙浩繁、规模庞大的选集——<元诗选>》，《古典文学知识》1987年第3期
103.《论元杂剧思想内容的若干特征》，《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
104.《何其芳同志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谨以这篇小文纪念他逝世十周年》，《文学遗产》1987年4期
105.《何其芳同志同我第一次谈话》，《衷心感谢他——纪念何其芳同志逝世十周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106.《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出版笔谈，《中国文化报》1987年9月20日
107.《与青年朋友谈怎样读元曲》，《古典文学知识》1987年第6期
108.《关于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讨论和思想认识》，《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7年
109.《杜诗别解四题》，《文学论丛》第6辑，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
110.《略论元代著名作家虞集》，《阴山学刊》1988年第1期
111.《传统·创新与学术民主——在全国第四届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8年10月8日于敦煌
112.《<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送别>赏析》，《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下）》，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
113.《继承发扬文化传统，提倡建设性的研究——在张九龄纪念会及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1989年3月
114.《“五四”文学革命与文学传统——对若干历史现象的回顾和再认识》，《文学遗产》1989年2期
115.《略谈杨维桢诗歌的特点》，《湖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116.《关于建立近代戏曲文学学科的问题》，1989年11月9日于桂林“第二届近代戏曲文学学术研讨会”发言稿
117.《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
118.《李东阳》（与尹恭弘合写），《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
119.《<潇湘夜雨>校读散记》，《小说戏曲研究》第3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
120.《近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在“鸦片战争与近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暨全国第五届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1990年10月16日
121.《略谈俞平伯先生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
122.《新方法与融会贯通》，《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
123.《<燕青博鱼>的几个问题——元杂剧校读记之一》，《文学遗产》1992年第1期
124.《元杂剧<张生煮海>校读散记》，《阴山学刊》1992年第1期
125.《关于<酷寒亭>的版本、作者和写作年代问题》，《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
126.《元杂剧<金线池>校读记》，《戏剧文学》1992年第3期
127.《元杂剧<薛仁贵衣锦还乡>校读记——兼谈作者为“喜时营教坊勾管”和作品的写作年代问题》，《戏曲研究》第42辑，1992年9月
128.《元杂剧<气英布>校读散记》，《河北师院学报》1992年第4期
129.王实甫《中古古代戏曲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130.《圹志·挽诗·葬地——从“曹霑墓石”引出的几点看法》，《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1期
131.《元明清诗歌概述》（与尹恭弘合写），《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132.《关于举行毛泽东论<水浒><红楼梦>研讨会的通信》，1993年7月4日
133.《研究中国古典小说 加强国际交流》，《人民日报》1993年9月30日
134.《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发言》，《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4期
135.《毛泽东与他的“古今中外法” 》，《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6日，文艺评论副刊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专栏
136.《元代文人心态》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
137.《元杂剧<魔合罗>校读记》，《殷都学刊》1994年第1期
138.《我观“曹霑墓石” 》，《曹雪芹墓石论争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
139.《金代文学学发凡》序，《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
140.《文学史研究的新收获─—评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史铁良合写），《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
141.《元杂剧<任风子>校读记——兼谈它的故事来源和写作年代》，《古籍研究》1994年卷
142.《<俞平伯周颖南通信集>读后感》，《南国玉树》，中国文联出版社，1994年
143.《典实和传说：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张骞》，《阴山学刊》1995年第1期
144.《元代曲坛的一场论争——周德清批评杨朝英和贯云石的历史公案》，《中华词学》第2辑，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
145.《电视片<红楼梦与丰润曹>观感》，《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
146.《我观“国学热”》，《www.bet28365365.com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5期
147.《略谈<古本戏曲丛刊>的文献价值》，《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995年
148.《中国近代戏剧论》和《吴梅评传》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149.序《中国古代剧场史》和《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研究》，《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6年第1期
150.《读余冠英的学术论著——谨以此文悼念先生的逝世》（与曹道衡合写），《群言》1996年第3期
151.《对当前红学状况的看法和建议》，《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3辑
152.《元杂剧史》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153.《尺牍文略论》（与李玫合写），《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
154.《曹雪芹祖籍辩证》序，《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1期
155.《<水浒>与饮酒》，《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2期
156.《回顾百年文学史研究的一点想法》，《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
157.《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158.《从<窦娥冤>的不同版本引出的几个问题》，《中华戏曲》第15辑，1998年
159.《近体诗艺的惰性》，《博导晚谈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0.《评<基诺族文学简史>》，《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161.《浅谈俞平伯先生的词论著作》，在《俞平伯全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1998年3月
162.《关于“推潭仆远” 》，《新晚报》（天津）1998年3月27日
163.《万县太白岩上的“神智体”诗碑》，《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2期
164.《<元曲选>的历史命运》，《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
165.《臧懋循“笔削”元剧小议——元杂剧校读记之一》，《阴山学刊》1998年第3期
166.《关汉卿<鲁斋郎>杂剧校读记——兼谈作品写作年代和作者“由金入元”问题》，《古籍研究》1998年第4期
167.《红楼梦新探》序，《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4期
168.《从中外戏剧文化差异引出的断想》，《www.bet28365365.com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5期
169.《国学的新研究与陈独秀的偏激——兼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断灭”传统观》，《文艺报》1998年12月15日
170.《我与元杂剧》，《学林春秋》三编上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
171.《关于“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学林漫录》第14辑，1999年
172.《说元杂剧<货郎旦>》，《国学研究》第6卷，1999年
173.《传统与现代之间》序，《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
174.《关于元代文学研究的点滴浅见》，《殷都学刊》1999年第1期
175.《喜见<全元戏曲>出版》，《光明日报》1999年4月23日
176.《关于<辽金元文学史话>的一些感想》，《北方论丛》1999年第5期
177.《读启功先生的学术著作——在启功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1999年10月
178.《<望江亭>二题》，《中国文化报》1999年11月4日
179.《李正民、董国炎主编<辽金元文学研究>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
180.《名家解读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序，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181.《元杂剧<岳阳楼>版本异同及其它——兼谈杂剧作品尤侯韵部字渗入鱼模韵的问题》，《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6辑，2000年
182.《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183.《关于<嘉定钱大昕全集>的一点感想》，《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184.《高教版<中国文学史>座谈会发言》，《中国大学教学》2000年第6期
185.《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点思考》，《文学遗产》2001年度编委会上的发言
186.《二十世纪明代文学研究之走向》（与史铁良合写），《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
187.《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关系》，《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188.《内容丰富完备 论述多有创获——读4卷本<中国戏曲发展史>》，《中国戏剧》2001年第9期
189.《自有特色的<增订注释全唐诗>》，《中华读书报》2001年12月12日
190.《见闻与回忆》，《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191.《中国古典喜剧史论》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192.《在文学与文化之间》序，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93.《聊斋学研究论集——国际第二届聊斋学讨论会论文集》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194.《读谢灵运诗歌札记》，《古籍研究》2002年第2期
195.《唐五代小说与文化研究的成功尝试——读<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
196.《金元诗的发展》，《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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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加强对国外中国文学研究之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03.《考订与实用：宋濂论陶渊明》，《常熟高专学报》2003年第1期
204.《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的编写经过》，《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05.《记胡乔木同志对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的意见》，《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
206.《规范与实践：文学古籍校勘漫议》，《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207.《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记文学所前辈学者之间的情谊》，《光明日报》2003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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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岳飞形象史研究》序，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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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辽金诗学思想研究》序，《古籍研究》2004年卷（上），合肥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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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问题意识”与新创获——序程芸<汤显祖与晚明戏曲的嬗变>》，《中华戏曲》第33辑，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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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文学史写作纵横谈》，《www.bet28365365.com院报》2008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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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中国戏曲通鉴》序，《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241.《记胡乔木同志对<文学评论>复刊工作的意见》，《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242.《永远的文学史》，《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
243.《中国戏曲通鉴》序·《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序，《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244.《虞集论稿》序，《古籍研究》2008卷（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
245.《由<牡丹亭>的传播看戏曲改编与演剧通例》，《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1期
246.《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心态解析》与《明代文人与文学》序，《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247.《期待金元诗文研究的繁荣》，《金元诗文与文献研究》序，《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248.《以开放求通变——吴文化创新问题的断想》，《江南论坛》2009年第5期
249.《缅怀孙楷第先生》，《文史知识》2009年第8期
250.《元代文学研究展望》，《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
251.《对百年文学史著作写作实践的认识》，《常熟文学史》序，《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252.《杨维桢的涉及“关卿”的一首宫词》，《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253.《在第七届(清河)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致词》，《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254.《春华秋实集》与《元末明初浙东三作家研究》序，《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255.《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推进古代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
256.《宋濂年谱》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257.《素朴的敬仰》序，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12月
258.《白朴三题》，《www.bet28365365.com研究生院学报》2012年第1期
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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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苑学林缘识广 鸿濛微象问精深——邓绍基研究员访谈录》（程芸），《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
3.《元杂剧研究的深化应从基础做起——访邓绍基先生》（周绚隆），《中国文化报》1999年8月26日
学 术 自 传
五十年问学之旅的若干回忆
1951年我高中毕业，那年高校招生不举行全国统考，却分设两个联考区，一个是华东、中南、东北、西南和西北五大行政区高校联考，一个是华北、中南、东北、西南和西北五大行政区高校联考，考试日期则相一致，这种两个联考区的设置实际上作出了一种特殊限制，报考华东区的高校的考生就不能同时报考华北区的高校，反之亦然，也就是说，你如报考北大、清华和南开，就不能报考复旦、交大、浙大和南大。我选择了华东联考区，考入复旦中文系。那年中文系只招20名新生，实际报到18名。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和上海学院中文系合并到复旦，我所在的那个年级就扩大到30多人。
1955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文学研究所原属北京大学，自中国科学院设立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文学研究所划归中国科学院，我于1955年10月到京报到时，报到证上写的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我提着行李到设在前门大栅栏附近的一条胡同内的科学院接待站时，却不料得到的回答是：文学研究所“关系”还未正式过来，你还得到北大去报到。当然，接待人员十分关照，帮我雇车，并一再叮嘱车工。就这样，我到了北大，到北大当天，就由研究所工作人员引我到所长办公室拜见主持所务的何其芳副所长，工作人员告诉我，研究所内的习惯，不能以“官名”相称，我就遵嘱，称何其芳同志。何其芳同志待人和蔼，要我先休息两天，并说要看了我的毕业论文，才正式安排工作。大概是到所的第四天，何其芳同志找我谈话，先问我对工作安排有什么要求和想法，我按照当时的习惯，说：“服从组织分配。”他说：“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上的工作安排，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个人的志趣和基础也应考虑，在你报到以前，我曾写信给刘大杰先生，他回信说你可以进古代文学研究组，也可进民间文学组。古代文学组现在有两个分组，第一分组主要研究诗文，第二分组研究小说、戏曲，原来打算把你分到第一组去，现在我看了你的论文，发现你摸过元杂剧的一些材料，有点基础，就到第二分组去吧。”
我真没想到我的那篇题为《关汉卿和他的杂剧创作》的毕业论文竟然还会起着这样的作用，人们常说“前因”“后果”，我幼年时向往将来当一名工程师，我的数学成绩也较好，小学毕业考试，一百多位学生中就我一人得了满分——100分。1945年进入常熟孝友初级中学后，受老师和同学的影响，逐渐改变志愿，倾向于文学方面发展，1948年至1951年在江苏省立常熟中学求读时，陆续在苏州和无锡有关报刊上发表短文，其中更多的是评析京剧传统剧本的短文，还曾以“专栏”形式在无锡《晓报》上连载。1951年进入复旦中文系后，赵景深教授知道我写过这类短文，介绍我加入由他任会长的上海市戏曲评介人联谊会，参加这个联谊会的有上海各报的有关编辑和记者，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继续写作评论戏曲的短文，这时已不限于京剧旧剧本，而是涉及其他剧种的演出的评论了，发表的报纸也扩大到《大公报》（上海）、《新闻日报》、《文汇报》（上海）和《新民报》（上海）等。大抵以“郭熒”这个笔名发表。1954年，京沪等地举行纪念《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和《长生殿》的作者洪昇的活动，复旦大学校刊拟发表纪念文章，校刊编辑部商请刘大杰教授撰写。大杰师决定除由他撰写一篇纪念吴敬梓的论文外，与景深师商量，拟由一名学生写一篇纪念洪昇的文章，他们命我写作。我很惶恐，但还是如期完稿，由大杰师修改后，交由校刊发表。正是在师长们的教导和鼓励下，我在选择专业方向上，较早地决定在戏曲文学方面努力。景深师是著名的戏曲史研究专家，他指导我拟定研究元代戏曲大家关汉卿的毕业论文，也就不属偶然。
我到文学研究所后，那时古代文学研究组（相当于现今的研究室）的第二分组大部分同志都参加了何其芳同志领导的红楼梦研究小组，我也加入这个小组，实际上并没有做元杂剧研究工作。但同时有“现状研究”，即对当时古代文学研究现状作调查研究，必要时撰写评论文章。我也曾受命写过元杂剧研究现状的评论文章，我到所后的第一篇1万字以上的评论文章题为《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实际就是评论当时元杂剧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发表于1956年4月15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这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前因后果”！
何其芳同志领导的《红楼梦》研究小组共六人。分工合作，各有研究专题，为了探讨《经楼梦》与市民文学的关系，我受命研究“三言”“二拍”，即明代的著名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研究心得集中反映在《谈在“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两个特色》一文中。这篇文章发表于1958年7月14日的《光明日报》，有些新意，法国一位著名汉学家在他的论文中数度引用，还曾受到一位著名的明清史专家的注意，其基本论点至今还被人直接或间接采用，近年来有的学人更有佳好评价（如《20世纪中国文学论文精粹》编者的按语），这是我在撰文当时不可能想到的。
《红楼梦》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后，我开始校读元杂剧，又被分配去当孙楷第先生的助手，协助他做《录鬼簿》的校注工作。由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这些工作很快就停顿了。1958年，我还一度被调去研究当代文学，参与《新中国十年文学》一书的写作。这时我写了一篇《老舍近十年来的话剧创作》，1万多字，发表在1959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上，因多有艺术探讨，“文革”后，也还见到一些赞语。以上说到的几篇论文是我26岁前写的比较用功比较满意之作，反响也尚好。直到1960年，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编写工作开始，我有机会撰写有关元杂剧的若干章节，本想以此为契机，继续进行元杂剧和元代文学研究，但其他临时性任务不断而来，这“临时”也就成了“永久”了，同时还长期做一些党、团和学术行政工作。如此情况，延续到“文化大革命”。
“文革”以后，我才有了较多的研究成果。1978年，www.bet28365365.com成立研究生院，我指导的一位硕士研究生专攻元杂剧，倒也促使我“重操旧业”。但这时正处于拔乱反正时期，应工作需要，我写了一系列回顾和反思“五四”并1949年以来关于文学遗产研究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计有《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问题的回顾和探讨》、《建国以来关于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五四文学革命与文学传统》和《坚持马列主义理论指导，提高古代文学研究水平》等论文，就“五四”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承文学遗产的历史经验做了我认为是比较切实的探讨，提出若干见解，对当时文学研究界拔乱反正或许起了一点良好的作用。《建国以来关于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中着重检讨了“厚古簿今”、“越是精华越要批判”和“封建文学发展经验不适用于今天”这些指导性口号的形而上学理解及其对文学史研究的危害，受到社科院领导同志的肯定，使我深受鼓舞同时也感汗颜，因为我觉得文章深度还不够。
那几篇系列文章，还有后来写成的《国学的新研究与陈独秀的偏激》和《文化论争与学人评价》，主要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正如历史实际所昭示的那样，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整个革命文学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进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相对较晚，早期又经历了认识上的误差，存在过激偏向，直到1938年以后，随着毛泽东主席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革命文艺界对继承文学遗产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才达到全面和成熟。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左”的政治影响），在实际中却又出现了背离正确理论和认识的错误偏向。鉴于这种历史经验，我坚持这样的观点，在全局和整体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同时在局部和部分上注意借鉴和吸收西方各种具体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批评范式，用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这种研究不仅在于解读和阐释宏观或微观的文学史现象，而是最终得出理论的升华和总结，从而丰富已有的文学观念和理论，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早在1955年，何其芳同志就提出过一个愿望：通过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特别是研究其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作出科学说明，上升到理论，形成系统，就可能丰富乃至发展已成的文艺理论。像这样的在古代文学史研究上的战略观点，就它提出的时间来考察，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创意，因而也就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我1955年进文学所时，所里规定研究实习员的培养实行导师制，我的导师正是何其芳同志。他是著名诗人、散文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文学史研究家，他对文学史研究有非常精辟的看法。他对我的教导、培养，是我终身难忘的。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我在担任中国近代文学会会长期间，所发表的《传统·创新与学术民主——在全国第四届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关于建立近代戏曲文学学科问题》和《近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等文章和发言，就近代文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反映也还良好。
谈论近代戏曲文学学科建设的文章，实际上代表着我对古代文学（含近代文学）学科建设的看法。我认为，衡量一门学科繁荣发达的主要标志有三条：一是在这门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的基本资料的整理与积累要有相规模；二是产生了许多研究著作，而其中又出现人们通常说的权威著作；三是在一门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出现众多研究著作的同步现象，产生一批研究家，其中还有那些泰斗式的权威研究家。一门学科的繁荣发达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所以也就有十分可贵的历史积累。人们即使在追求创新的时候，也总是要利用历史积累。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的变化，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古代文学研究工作也有它自身的发展过程，这种发展过程又往往是与时代的变化相联系着的。回顾和探讨百年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必然涉及对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和研究论著的评析，涉及对不同时代的文化观念和研究方法的评析。探讨历史经验，离不开臧否月旦。一般地说，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提倡一种观点和把这种观点付之实践，两者往往有误差，而在实践的问题上，常常是很艰难的。我们今天审视前人的实践，既会发现成绩，也会发现不足，乃至幼稚与谬误。后人看我们的实践，也会在看到成绩的同时看到不足，发现很多缺点。在我看来，这也是历史通例，或者说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回顾古代文学研究的前尘，不是为了苛责或“审判”前人，也不是苛责或“审判”某一个过去的时代，而是为了吸取历史教训和经验，为了有助于我们能够更好地实践，更好地前进。
我曾在一篇题为《五四文学革命与文学传统》的文章中写道：“五四文学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新文学运动的先行者们未能完成与那场伟大革命相称的对传统文学再估价的巨著力作，也可说他们壮志未酬，但他们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已经作出了他们所能作的贡献，他们又作了自我反省，表现出了学者应有的风度。”我总觉得，在探讨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经验时，一定要避免两种片面性，即盲目臣服和随意骂倒的片面性。像我这样经历过建国以来很多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的人，确实不止一次见到过这样那样的片面性。我自己也有过片面性，一直引以为戒。我在上述那篇文章的末尾曾申明我“决无苛责前人之心，只是出于吸取历史经验之意”，也是为了与当时的“新方法热”中出现的一种片面性划清界限，持那种片面性的人的极端语言叫做“中国有古典文学而无古典文学研究”。
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经验，也是学风端正的一种表现。上述否定文学史研究中的一切历史积累的言论发表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是与轻视和否定我国文化传统的思潮相联系的，也是与“新方法的爆炸”现象同时出现的。近代以来出现的“西学东渐”，实际涉及文化、学术思想的引进，也涉及研究方法的引进，在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时代，就已发生了。80年代“新方法”的引进，又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对于开阔视野，特别是冲破旧范式，有重要意义。但方法的多样化，并不是学术研究的最终结果，最终衡量一门学科的主要标志是质量的提高和学术的深度，那时承蒙有关高校的同志相邀，不时到各地讲课，一些年轻学者总以“新方法”问题来询问。我在回答时，总用三句话来概括：一、题内应有之义；二、要融会贯通，并要有鉴别和发展；三、要坚持和发扬好的学风。多年来，说来说去就这三句话，有人说我是“以不变应万变”，我说：“变难，也难变”。我不止一次举王国维为例，他在清末发表的《欧罗巴通史序》中说：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足以相发”，又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说过“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的话。同时，他认为“输入”的思想“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正因为有这个自觉的融通意识，他在学术研究上才能探索出新路。
引进和借鉴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方法，不仅在局部上有助于丰富我们的研究手段，而且在全局上也有助于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这也是题内应有之义，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篇《五四文学革命与文学传统》是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时，承《文学遗产》编辑部之约而写的，当时个别海外华人学者从意识形态的偏见出发，正在散布“五四”文化革命割断传统的言论，我不同意这种言论，但我在肯定“五四”文化革命的前提下，在肯定五四学人重大成绩的同时，也说到了一种“误差”现象，即他们所“提倡的”和所“实践的”之间有距离。胡适也说他自己“提倡有心，创造无力”。较早就倡导文化革命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甚至说：“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这种谦虚精神和严格的自省，令人肃然起敬，这实际上也涉及融会、贯通的问题。“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并非总能契合，“相互参证”也并不都能运用自如，种种历史经验十分深刻。我认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确实须要提倡理性思辩的深化，但是，这又必须，而且是能够通过研究文学史的实际来达到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都冠以前辈专家王季思先生的长篇前言，这两篇前言曾受到广泛重视，也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就“悲剧”、“喜剧”的涵义而言，目前也还有相异看法。我认为，就上述那两篇前言而言，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深刻的自觉现象。2001年8月上旬，文学研究所举办“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我在发言提纲中表达这样一个看法：“生长于国外的或者说从西方文学的历史实际中生长出来的观念、方法，能否完全适用于中国文学，曾经是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但我们应注意一种深刻的现象：当人们运用西方的悲剧和喜剧概念来研究中国古典戏剧的时候，有人觉得难以合榫而放弃了，有人想削足适履而遭到讥弹，有人在西方观念的启示下，发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悲剧和喜剧分类法。”这里我说的是一种既成的事实，那种分类法或许也还未臻圆满，我的目的只是为了借此说明：运用和借鉴西方的文艺学说，结合中国的古典创作实际，作出系统的研究，实际上又有可能使西方的某种学说在中国发生变异，在不同的程度上呈现出中国特色，从而由接受影响到“主体转换”。这样，也就可以同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划清界限，我曾在《从中外戏剧文化差异引出的断想》一文中说：“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是典型的形而上学，也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种最低能的态度，早已遭到有识者的排斥和扬弃。遭遇了形而上学之祸，吃尽了形而上学之苦的我国学人，本应是谈形而上学犹如谈虎色变，但事与愿违，不时还有种种形而上学观点袭来。那么，告别形而上学，也就 ‘无敢懈怠’了。”
1979年全国第一次文学研究规划会议召开以后，文学研究所制定了编写《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计划，我参与主持这项工作，同时主编《元代文学史》，这时，我真有机会比较系统地做一点包括元杂剧在内的元代文学研究工作，虽然力求有所前进、乃至有所贡献，但也有限，关于这方面的心得体会，我先后在《我与元杂剧》、《我对元代文学的探索》和《我对元代散文的探索》等文章中有所说明。
当我主编《元代文学史》的时候，有一个“空白”难题在等待着我，那就是元诗的研究。这是一个冷寂的领域，前人的研究积累较少。即以文学史著作为例，作为热门的唐宋诗歌且不必说，即使是元明诗歌，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中也都有比较充分的论述。大学生们可以把明诗中的前、后七子以及公安、竟陵派背得滚瓜烂熟；对清代的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也可如数家珍般地道来。但对元代诗歌的发展，几乎说不出个甲乙丙丁来。因为通行的文学史著作缺乏这方面的内容，于是我决心把元诗的发展理出一个线索来，我发现前人关于元诗宗唐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只是过于笼统。经我梳理的结果，大体上描画出元诗宗唐的前因后果。
一、它是南宋末年和金朝南渡后分别在南北两个王朝出现的学唐主张在元初的汇合。
二、元仁宗延祐年以后，宗唐之风更加猛烈，终于形成“举世宗唐”的局面。
三、元人宗唐并不专宗盛唐。
四、元代后期出现的“铁崖派”及浙江诗派宗唐代二李（李贺和李商隐），是导致后人批评元诗纤弱的主要缘由。但“铁崖派”宗主杨维桢的“情性”说是明中叶后诗论中出现的尊情抑理的先声。
五、根据历史实际，元代作家中曾有古体宗汉魏，近体宗唐的见解，因此，我借鉴元人戴表元的说法，把元人宗唐潮流称之为“宗唐得古”。
六、元人的“宗唐得古”当可视作是一种“复古”潮流。这种潮流实际上是针对宋诗的若干弊病，也是为了纠正宋代理学家鄙薄诗艺的偏颇，因此也就具有以“复古”为“新变”的性质，并不是模拟式的“拟古”。
七、前人有元诗“四家”或“四大家”的说法，指的是虞集、杨载、范椁、和揭傒诗。这个说法并不适合元诗实际。在我看来，如果要列出元诗的“大家”，当数以下六位：刘因、赵孟頫、虞集、萨都刺、张翥和杨维桢。
八、明代前后七子倡导复古，提出所谓“诗必盛唐”，不仅针对着宋诗，实际上又是对元诗宗唐实践的继承与发展，关于这点，几乎所有的著名文学史著作中无一论及，而论述元诗宗唐，正好凸显明人宗唐的前因后果。
按照我当时的设想，深入研究元诗的“举世宗唐”现象，至少应该从六个方面着手，一是先要尽可能多地收集元人宗唐的种种言论、见解，二是找出有代表性的作家，考察他们的实践，三是考察他们言论与实践的一致与差别，四是考察元人宗唐与宋金人宗唐的联系和差别，五是从一般的诗艺美学角度作评论，六是从中国诗歌发展意义上作评价。事实上，这样的研究可以写一本专著，显然不是文学史著作中所能完成的。
此外，关于元代散文的特点，前人也缺少梳理。我对元代散文发展的主要特点也作了若干探索和论述。《元代文学史》第十七章中的第三节《元代散文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由我执笔的，我当时概括了元代散文发展的两个基本特点：
一、由于经历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宋代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古文运动”，骈文和散文之争在宋代基本上已成定局，文坛以散文为正宗为主体的局面早已确立，只是在散文家内部，不时出现文风的相异和争论。到了元代，就演变为宗唐（实际是宗韩愈）和宗宋（实际是宗欧阳修）的不同倾向。同时出现要超越唐宋文，直追秦汉文的观点。这后一种观点主要出现在元初的北方士人中，影响不甚大。至于宗唐、宗宋倾向则有一个演变过程，最后趋向于唐宋并尊。二、宋代理学盛行后，曾出现轻文废文的言论以及与此相关的“谈理派”和“论文派”的分歧。这两种现象在元代散文领域中也都有所反映和表现。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对“谈理派”和“论文派”的调和主张，其直接结果是使元文重经世致用。元代散文的总的成就不及唐宋，但在它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直追秦汉和唐宋并尊观点对明代散文产生过影响。我认为这就是元文基本的历史定位。
到了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在《历代文选·元文》的“前言”中，又重申了上述看法。
我在述说元文的第一个特点时，还说到，金代就有推崇宋文与推崇唐文的纷争。王若虚是十分崇拜宋文的著名人物，他认为“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滹南遗老集·文辨》）同时的雷渊却推崇唐人韩愈，刘祁《归潛志》卷一记雷渊“为文章长法韩昌黎”，卷八又记他“论文尚简古，全法退之”，并记他与王若虚一同篡修《宣宗实录》时经常发生争论，“二公数体不同，多纷争，盖王平日好平淡纪实，雷尚奇峭造语也。”雷渊早年从李纯甫游，故他的文章主张受他的老师李纯甫的影响。刘祁《归潛志》卷一记载李纯甫“为文法庄周、左氏，故其词雄奇简古”。卷八又记他“为文下笔便喜左氏、庄周，故能一扫辽、宋余习，而雷希颜、宋飞卿诸人皆作古文，故复往往相法，不作浅弱语。”
“为文章长法韩昌黎”的雷渊与“为文法庄周、左氏”的李纯甫相投且“相法”，但与推崇宋文“始是真文字”的王若虚却多“纷争”，这个金代文坛的实例说明宗唐宗韩的主张与宗先秦文章的主张可以趋合认同。但到了元代卢挚那里情况就不同了，他对唐宋文都有微词而独尊先秦之文，卢挚是元初的著名文章家之一(可惜他的文集无传)，他在《文章宗旨》中说：“宋文章家尤多，老欧之雅粹，老苏之苍劲，长苏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见。”他还认为，韩愈、柳宗元虽为大家，“然古文亦有数”。
元代也发生过类似金人王若虚与雷希颜之间的“纷争”，最为人知的是元明善和虞集之间的“不能相下”的事例。《元史·元明善传》记元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汉间，晚益精诣”。虞集文章的特点是“随事酬酢，造次天成，初无一毫尚人之心，亦无拘拘然步趋古人之意。机用自熟，境趣自生，左右逢源，各识其职。”这是虞集的友人欧阳玄在《雍虞公文序》中作出的评说。正是讲究“机用自熟，境趣自生”的虞集，他批评元明善说：“凡为文辞，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然后可，非性情之正也。”按照历史实际，文章家关于宗先秦、宗唐和宗宋之争始起于金代，到了元代，这种争议继续存在，但元人在中国散文史上的最大贡献是由宗唐、宗宋之争发展到唐宋并尊，这种情况在元代末年更趋明朗。
元代后期，在散文方面宗唐宗宋的不同倾向不像前期那样明显，这时的一位有名的文章家苏天爵并尊唐宋文，他的文章明洁而粹温，谨严而敷畅，更有宋文的特点。另一位文章家戴良论文也主张唐宋并宗，他力主“摛辞则拟诸汉、唐，说理则本诸宋氏”。元末明初的王祎在《文评》中说：“有元一代之文，其亦可谓盛矣。当至元、大德之间，时则柳城姚文公之文振其始，及到至正以后，时则庐陵欧阳文公之文殿其终。即两公之文而观之，则一代文章之盛概可见矣。”欧阳文公即欧阳玄，他以他的同宗先辈欧阳修为楷模。如果说，在延祐年间虞集和元明善还为文风的平易或邃刚而争论得“不能相下”，那么，到了元末王祎，对欧阳修的“平易”和韩愈的“邃刚”已是一视同仁，他的评论中已无金末元初那样的尊唐宗宋的门户界限了。这时还有一位为文不矫语秦、汉，惟以唐宋为宗的朱右，他编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和苏辙的文章为《八先生文集》（今无传），可以看做是实际上是有元一代宗唐尊宋两种不同倾向的调和结局。
文学历史上种种理论和主张，大抵有前后继承、发展关系，这是一种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公例。如果说元初以卢挚为代表的轻视唐宋古文，而主张返回先秦两汉的观点是明代前后七子中一些人演说“古文之法”亡于韩愈，“唐之文庸”，“宋之文陋”，从而倡导“文必秦汉”主张的先河，那么，元末朱右等人惟以唐宋为宗的主张实际上也开了明代“唐宋派”先声，“唐宋派”的得名也就是由于他们推崇唐宋散文，并且有意识地把它们当做典范来学习。其代表人物之一唐顺之选《文编》，在唐宋部分专选八家，与朱右《八先生文集》的“八家”完全相同。明代“唐宋派”另一位代表人物茅坤根据《文编》又编成《唐宋八大家文抄》。自明至清，一直到近代，“唐宋八大家”之说一直流传下来。
我在《元代文学史》中说到的元文的第二个特点涉及所谓“文”“道”问题，也就是“论文”“论理”的问题。自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口号后，到了程颐就变本加厉地认为“作文害道”，后来朱熹也说“文是文，道是道”，“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南宋后期，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把文章分为“鸣道之文”和“文人之文”，他在《文章正宗序》中说：“以明理义切世用为主，……否则词虽工而不录。”世称“论理派”。与真德秀年辈相仿的楼昉编《崇古文诀》，继承着他老师吕祖谦所编《古文关键》的宗旨，着重讲文章作法，世称“论文派”。吕祖谦是和朱熹齐名的人物，但他不赞成“文是文，道是道”的观点。北宋理学对金代有影响，但金人大抵不接受理学家论文偏激的主张，故有“理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的说法。金末人刘祁为王青雄所撰小传中记王“故尝欲为文，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元初南方作家刘将孙也有类似的主张，“以欧、苏之发越造伊、洛之精微”(《赵青山先生墓表》)一取韩、柳、一取欧、苏，毋庸说，这种主张也就是具有调和论理、论文派的色彩。这种主张同吕祖谦“融会”说也很相似。
元初的戴表元和赵孟頫对理学家轻视文章都表示不满，他们倾向于推崇欧阳修的重道又重文的主张。袁桷《戴先生墓志铭》记载戴表元：“力言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可见出他对理学家排斥文艺的强烈不满。赵孟頫在《第一山人文集序》中抨击“宋之末年，文体大坏”，实则包含有抨击理学害文的意思。稍后的虞集就更明确地批评了“宋末说理者鄙薄文辞之丧志”的谬误(《刘桂隐存稿序》)。
元代理学家中影响较大的“金华学派”中的人物如许谦，古文根底极深，时人将他和宋代吕祖谦相比。北方的理学家郝经论文，在“理为文之本”这点上和推崇古文的人的观点无差别，在“法为文之末”这点上却多少显出轻文章之道的色彩，不过他这种观点的最终落脚点是强调作家的主体精神，要求为文不“规规孑孑求人之法”，而要“自立其法”，不仅同“作文害道”的观点有区别，同攻击“文人之文”的论理派的主张也相异。元初，北方理学学派中的许衡和耶律有尚等人主张学校科举之法只重经学，乃至屏黜“文词小技”。到了仁宗年间，虞集就挑选学官问题向皇帝上言时说，落第的人中，“其议论文艺犹足以耸动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也可充任学官。所说“根柢”当是经明之义。也就是说，只要有明经的前提，即使偏于“文艺”也是可取的人才。由此可见，自宋代出现的理学家的鄙薄文辞的极端言论，到了元代，逐渐失去势头，遭到批评和扬弃。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对元文颇多赞美之言，他尤其激赏姚燧和虞集这两位元代散文家，甚至认为他们的文章胜过明文。黄宗羲所说的“明文”实际指的是前后七子的肤廓文风和公安、竟陵的纤巧之风。黄宗羲是极力提倡经世致用之文的，其间有着特殊的时代缘由和个人因素。看来并不偶然，他推崇元文也正是抓住了元文的一个特点——提倡经世致用，尽管元代散文家的经世致用观点在实践上同黄宗羲的散文实践并不完全一致，但“经世致用”这个主张却是相同的。
文章之道要讲究经世致用，这种观点实际上早已存在，并不是元人的发明，但元人所说的经世致用却也是同总结一种历史经验有关，这种历史经验也就是要把“道”与“文”结合起来。
元末的文章家宋濂和王祎等人在入明以后奉命编《元史》，不设“文苑”传，只列“儒学”传，一个主要理由是不赞成把“经艺”和“文章”分割，他们说：“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专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为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章所载天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在元代文人中，实际上还是存在侧重以经艺专门和以文章名家的人，但这个说明与宋濂在其他文章中表达的义理、事功和文辞三者统一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古文家和理学家都较容易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作是对元代一些文人观点的总结，是元人纠正宋代理学之弊，要把“道”与“文”相结合起来，使文章达到经世致用目的的主张的一种反映。
自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后，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带来了一些矛盾，至于韩愈的文论中就已出现的把文学与著述相混淆的偏向，更易于导致不重视散文的文学特征。但宋代理学家却还是不满于韩愈的“以文明道”，他们愿意保存韩愈讲道的传统，却要抛弃韩愈讲文的传统。元代是理学成为官学的时代，但元代不少理学家和文章家扬弃了宋代理学家极端的轻文废文观点，他们在调和“论理派”和“论文派”观点的同时，提倡和坚持经世致用的主张，也就在实际上维护韩愈以来古文家讲文的传统，诚是有历史功绩的。
所以，我想不妨这么说：元文的两个基本特点，同时也体现出元代文章家在散文史上的历史功绩。
我对元代诗文作探索而得出的看法，就整体而言，诚有超越前人之处，但我一直在等待对我的这些看法的真正的学术批评。
前文说到的《历代文选·元文》是一个选本。我在对元诗的研究过程中，也编了一个选本，名叫《元诗三百首》，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有人称之为清乾隆年间刊行《元诗别裁集》后第一个元诗选本。我想，这与其说是表扬我的元诗选本，还不如说是道出了元诗遭受的冷落。我的那个选本虽曾再版，但至今已有二十年，早已不见印刷了。
因为要主编元代文学史，我又继续着我喜爱的元杂剧研究工作。
关于元杂剧的研究，涉及宏观命题的、有起源、分期和繁荣等诸问题，晚近以来，或者说自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以来，各家说法纷纭，但也有相同的见解，或者是相互补充的见解，从而形成一些基本看法。即以元剧繁荣的原因来说，举凡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原因都说到了。后人也无非在这几个方面作若干补充或订正而已（蓄意标新立异，故作惊听之言者当作别论。）我在主编《元代文学史》时，按照文学史著作吸收学界研究成果这一约定俗成的通例，也只是基本上鉴别、有选择地综合各家论点作论述。文学史实告诉我们，宋代南戏（戏文）的出现时间早于元杂剧，但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并产生了众多作家（其中还有杰出作家）和大量文学剧本（仅流传至今的有二百多种）的戏剧样式，却是晚出的元杂剧，“元曲”之所以能与“唐诗”、“宋词”并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杂剧的兴盛而不只是由于散曲的盛行。杂剧与诗文不同，它的兴盛不仅靠创作，还得依仗演出。大凡一种戏剧，它的表演者中涌现出一批优秀艺人，往往反过来提高和发展这种戏剧的艺术水平，从而促进它更加兴旺发达。现知同名杂剧以主演角色作区别（即所谓“旦本”和“末本”），实际上是作者服务于戏班和演员的需要。所以我说：“可以设想这种现象：东棚搬演关汉卿的末本《破窑记》，西棚推出王实甫的旦本《破窑记》。”这实也开启了后世以主要演员为中心的演剧现象。从《青楼集》等文献资料看，元代有不少杂剧著名演员，有才有艺有德，正是促使杂剧趋向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说来汗颜，我主编的《元代文学史》中，无非只是补充这一条。但我认为这一条相当重要，这是古代戏曲区别于诗文的主要特征之一，这样的特征在版本问题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我在主编《元代文学史》的时候，常感元杂剧的版本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王国维当年撰著《宋元戏曲考》，主要凭借明人臧懋循的《元曲选》，这部明万历末年（该书前序作于四十三年）编成的戏曲总集，收了一百个剧本（其中有少量明人作品），三百八十多年来，流行很广，影响很大。自18世纪开始，国外学者翻译元剧，也大抵都据《元曲选》。考虑到这种种情况，所以《元代文学史》所据杂剧文本，也主要根据《元曲选》。但《元曲选》所收的不少著名剧本，与今存其他版本相校，是有差异的，乃至差异很大。《元代文学史》中在若干叙述中作了必要的说明。但要确切判断那些差异的由来，是否都是臧式的改笔，不经过详细研究是难以下判断的。于是我决心在《元代文学史》写成之后，继续做元剧的校阅工作。我也曾想从宏观的角度研究元杂剧，从而写成一本专著，但我不愿放弃早已开始并由于种种原因时断时续的校阅工作，个人精力有限，于是这十几年来我的元剧研究实际上就淹在版本校读之中，或者也可说是一种元剧版本的探索研究。
《元曲选》版行初期，著名曲学家王骥德在肯定它“功不可相掩”同时，批评臧氏妄作笔削，并有指责他对曲学不甚在行之意。臧氏的同乡、另一位著名曲学家凌濛初则为臧氏辩护，但也批评他“时出已见”，改动元剧。晚近著名学者吴梅、郑振铎和孙楷第，以及日本研究元剧的著名学人盐谷温和青木正儿都对臧氏笔削元剧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关于臧氏如何修改元剧，臧本与他本的相异处是否都出自臧氏之手这类问题，却罕见具体说明和讨论，即有讨论，也不系统。由于这是涉及元杂剧版本的大问题，我在主编《元代文学史》后，陆续校读元剧，并发表了近十篇文章，谈了若干看法。
在确认臧懋循曾经改动元曲文字的前提下，我不赞成把《元曲选》中出现的与元刊本或其他明本杂剧的相异处都视为臧氏改笔的绝对化看法。我大致赞成近五十年来研究元剧学人的一种通达看法，戏曲不同于诗文，它在演出过程中总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和变动，这几乎也是戏剧演出中的通例。而且直到今天，戏曲演出和话剧演出中也还存在这种现象。因此《元曲选》中的若干剧本与他本在情节上的重大差异或是说明臧氏在选择上有立异处，也就是他或许有意选择与当时已刊行的元剧选本不同的本子来印行。但要验证这种推论，须有实例，须有对实例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又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以下举两种情况来说明。
一、有实例。早先有学人曾把今存元刊本杂剧与《元曲选》所收的同名剧作比较，发现很多相异处。如《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楚昭王疏者下船》与《元曲选》中的《楚昭公疏者下船》相比，差异之大几乎无法校读，难道这是臧氏所改吗？待到脉望馆藏本中的《楚昭王疏者下船》发现以后，可见臧氏并未把元刊本《疏者下船》大砍大删，他收录的正是与脉望馆藏本源头相同的一种本子，而作了若干修饰而已。
二、无实例，但可作出切合实际的分析判断。元刊本和《元曲选》本《薛仁贵衣锦还乡》（后者作《薛仁贵荣归故里》，实是一剧），两者故事情节大异，元刊本写薛仁贵原无妻子，后来招为驸马。臧本写薛仁贵原有妻室柳氏，后又娶徐茂公之女，两位妻子姐妹相称。这都是臧氏所改吗？有一位学人说：“但这些改动并不一定是臧晋叔手笔。经过多年的演出变动，明代各刊本或抄本的元杂剧，内容已较元代演出本有很多变化。臧晋叔刊印《元曲选》时，所用底本恐已是改动过的明代演出本，不能贸然置于臧的头上。”（郡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虽然只是提出问题，但无疑是有识之见。经我考察分析，臧本所据那个《薛仁贵》改本或出于元末明初，而臧氏又作过若干修改。
又，元杂剧中著名的《赵氏孤儿》，元刊本与《元曲选》本（《酹江集》本基本同于《元曲选》本）有四折与五折的歧异。这两种本子的曲文有很多的差别，明本有明显的修改痕迹。元刊本比较强调忠奸双方的有道和无道，明本更多“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的渲染。但是，两种本子的故事情节的发展线索基本上是一样的。元刊本曲词（元刊本无宾白）结束于赵孤准备去杀屠岸贾，而明本第五折则演出到孤儿奏知君王后，受命拿住屠岸贾，由上卿魏绛下令将屠岸贾处死。由于第四折交代在灵公时代孤儿已是二十岁，第五折中却交代“方今悼公在位”，而孤儿仍为二十岁，自身发生了矛盾。有人认为明本第五折是蛇足，或许是后人添增。但如把这“后人”认定是臧氏，当也不妥，臧氏未必如此浅薄低能。
王国维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说：“凡戏剧诸书，经后人写刊者，往往改易体例，增损字句。”此话实未抓住要害，戏曲剧本在流播过程中出现改动，主要原因同演出有关。倒是他在批评丁氏所藏的“明初写本”《疏者下船》时说的“盖经优伶改窜也”涉及到了剧本被更动的要害。元杂剧剧本中出现上述种种增订本、改定本，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国戏剧乍盛之时，就已出现在实际演出、流播过种中，艺人（包括所谓书会才人）改动剧本的情况。开始之时，即成习惯。这同诗文集的传播情况是不大相同的。如果对“演出变动”或所谓“优伶改窜”现象作研究，其中原因当不止一种，但有一个现象最为重要，那就是艺人表演的主体性，他们要认真表现人物，他们也要在演出中张扬他们的主体特色，为此，他们不惜变动剧本客体，以求适应。在这个意义上说，“优伶改窜”云云，书生之见而已。评论这类历史现象，自可仁智各见，但承认这类历史现象，却可使我们的评论更切合历史实际。
戏曲演出中，同一作者的同一剧本由不同艺人主演，常常再现人物表演上的不同特点，乃至成为流派特色之一，此类现象，古今皆然。但艺人在演出过程中改动剧本，通常会遭到学人的谴责。近代以来，当元杂剧研究进入学术殿堂，当那些坚持科学存真观点，坚持历史考证方法的学人面对那时特殊的杂剧版本问题时，就不免有“改窜”之叹了。日本学人青木正儿《元人杂剧概说》中比较了他能见到的元杂剧本子，并以元刊本与《元曲选》俱收的十三个剧本作比较后说：“但是像这样厉害的改窜的痕迹，并不能只责备《元曲选》的编者，因为改窜是岁月俱增的……”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元椠古今杂剧三十种》中说明人刊元曲，“于元曲从违虽有矜慎与孟浪之不同，要不能尽依原文无所更动也。”既然刊者“矜慎”，却缘何有所“更动”呢？看来，这不是或不全是“刊”者的原因，主要还是演出传播中作改动的缘故。这确实是戏曲剧本传播区别于诗文集传播的一大特点。
王国维当年编纂《曲录》，撰写《宋元戏曲史》，矛头直指正统文化观，影响到五四时代的学人，旗帜鲜明地把戏曲研究推入学术殿堂，并推崇为可贵的“平民文学”。他们是有历史功迹的。但他们在版本问题上却还是忽视戏曲传播的特点，从而作出了若干不切实际的论断。这或许也属于人们通常说的历史矛盾现象吧！
《元代文学史》出版以后，我在校阅元剧过程中，也初步形成了对现存元杂剧版本系统的粗浅看法。孙楷第先生《也是园古今杂剧考》把元杂剧版本分作三个系统：一、元刊本；二、删润本（即《古名家杂剧》本、息机子《古今杂剧选》和顾曲斋《古杂剧》等明刊本）；三《元曲选》本。我想。如果不拘于曲文而言，同时考虑到云白、科介以及“穿关”的注录等因素，那么，现存的内府过录本作为一种演出台本，可自成一个系统。我在主编《元代文学史》时，因自信不足，依旧引录《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中的见解。直到1995年，我应邀赴台参加两岸学术研讨会时，我在提交的论文中正式提出了元杂剧版本可分为四个系统的看法。
为我始料所不及，我校阅元剧时，也有意外的收获，我发现了元曲中“中州调”的一个实例，我是从明抄本《货郎旦》中发现的。这个抄本的第三折曾反复交代原籍京兆的女主角张三姑改变乡音同她演唱[货郎儿]有关，而传授她演唱[货郎儿]的是一位河南人，“那老的将货郎儿都交与了我，因此上将乡语都改了”。这就说明，她是用河南话演唱九转[货郎儿]的。
北曲杂剧用河南话演唱，实又关及杂剧中的“中州调”问题。中国戏曲史上的南戏和传奇，在演唱上多有声腔之别。如海盐腔、余姚腔和戈阳腔，等等，见之于诸种文献。元杂剧是否也有不同声腔呢？曲学家曾注意到元人燕南芝庵《唱论》中的一段话：“凡唱曲有地所，东平唱[木兰花慢]，大名唱[摸鱼子]。南京唱[生查子]，彰德唱[木斛沙]，陕西唱[阳关三叠]、[墨漆弩]。”所谓“唱曲有地所”是否指声腔之别呢？明人已不明其所以，沈宠绥在《度曲须知》中引用了《唱论》的这种说法后，感叹说：“若调若腔，已莫可得而问矣。”但魏良辅在《南词引正》中说元杂剧是有不同腔调的，有“中州调”和“冀州调”，他说：“北曲与南曲大相悬绝，无南腔南字者佳；要顿挫，有数等。五方言语不一，有中州调、冀州调。”又说：“关汉卿云：以小冀州调按拍传弦最妙。”魏良辅是著名曲家，其言当有根据，只是语焉不详，更未见举例引证。但他所说“五方言语不一”云云，足可说明北曲中的“中州调”和“冀州调”类似于南曲中的声腔之别。由于种种原因，魏良辅那本《南词引正》一直到本世纪50年代才公诸于世。如今我在这《货郎儿》抄本中发现“中州调”的痕迹，却也不免惊喜！
校阅元剧，企图说明有关问题，必然越出“版本”范围，不可避免地涉及曲律、曲学诸领域，也就是通常说的传统曲学范畴。因此我甚至觉得我是斗胆从事，难免贻笑大方。但我还想坚持做下去，得失成败，也就不作计较了。
探索、研究元杂剧，还会碰上一个关于元杂剧发展的分期问题，迄今说法不一，有二期说、三期说和四期说。最有影响的是三期说和二期说，前者是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的，后者是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提出的。但他们的立论都据《录鬼簿》。后来的学者或从王说，或从郑说，或虽从二期、三期说。但划分时期的年代和立论角度不尽相同。《元代文学史》采用二期说。但不从郑说以1300年为前后分界的判断。因为据各种文献作综合研究，杂剧样式的最初出现大致是在金末元初，也就是13世纪初叶到中叶这个时期内。而杂剧体制的完备、成熟并开始兴盛起来是在蒙古王朝改称元王朝（1271）以后，它的鼎盛期是元贞、大德（1295-1307）前后。因此，《元代文学史》以延祐（1314-1320）为界，分作前后两期，这时，被称作“元曲四大家”中的关汉卿和白朴已经去世。再过了四年，即泰定元年（1324），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中提及“关郑白马”和《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时，说是“诸公已矣”，可见这些名家都已谢世。以此为分界，前期趋向鼎盛，是黄金时代，后期则渐趋衰微，再也没有出现像关、王那样的大作家了。再说，从元代诗歌的发展来看，也正可以延祐年间分界；散文发展也可以延祐年间为界，因为受延祐年间把程朱理学定为科举程式的影响，后期散文益发重视经世致用，总之，以延祐年间分界，整个元代文学的分期趋于一致了。这是符合元代文学史的发展实际的。事实上，元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大致是一百三十多年（即从蒙古王朝灭金到统一的元王朝灭亡），如把文学时期作过细区分，殊多困难，还是大致分作前后两期比较妥善。
一般认为，元杂剧进入现代学术视野，是以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为标志的，王著成于1913年至1914年，是为现代戏曲学的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伴随着平民文艺观的凸显和白话文学史观的确立，元杂剧研究更趋繁胜。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这个领域内曾聚集着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史专家，一度被视为“显学”。时至今日，经过几代学人的薪火相传，元杂剧不但成为文学史学科的对象，而且也是亟待整合的“整体的”戏曲史学科所不能忽视的。但另一方面，新时期以来，元杂剧整体的研究不再如以往那样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了。原因很多，就宏观而言，社会转型固然为一背景，就学术自身，或者更具体地说就戏曲研究而言，则与“综合性舞台艺术”观念的强化有关。戏曲史不再被视为以经典作家、作品为主体的历史，与“演剧性”而非“文学性”相关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在没有更多新剧本、新文献或新材料的情况下，人们逐渐疏远了主要依靠“阅读”来获取心得、展开研究的元杂剧。
但是，诸如此类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在这个领域内，就没有继续开掘的价值。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把王国维开辟的重视“文学性”的戏曲史观为一种“学科范式”，那么，它依然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导引着后来者，并与重“演剧性”的戏曲史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整体的”戏曲史学科的迫近。
回想我在撰写论说关汉卿剧作的大学毕业论文时，兴趣盎然，现在探索元剧，还是兴趣盎然。纵然谈不上成就，但数十年来对元剧的兴趣不减，也就聊以自慰，真所谓自得其乐了。
回忆我的问学之旅，有一本小书或许也可一说，那就是《杜诗别解》。关于此书的写作经过，我在它的后记中说过，我说：
关于我写杜诗札记的起因，我在《北方论丛》最初发表的《读杜随笔》中说过：一九七一年冬天，我在河南干校，同事间正议论当时新起的扬李抑杜之风，我不懂杜诗，却从此通读杜集，断断续续，读了几年，偶而也作点笔记。今年（指1979年）春天，以吉川幸次郎先生为团长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访华团访华，我得有机会陪同代表团诸位先生历洛阳、西安、成都、三峡，访问杜迹。一路学习，所得不少。此行更引起我读杜诗的兴趣，回京后抽暇整理以前笔记，先得十二篇，所谈较细微，更说不上研究，却可能贻笑大方。
从《读杜随笔》到后来改题《杜诗别解》的经过，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说过：七十年代初，时贤贬杜，中外震惊。大概是“物极必反”吧，倒引起了人们读杜诗的兴趣，我也有此通读杜集。当时本无撰文的打算，但积习难返，不时写点笔记，主要是注释方面的，或录疑难，或记心得。一九七九年冬，哈尔滨师院的同志为筹办《北方论丛》来京，承蒙约稿，我于是整理了读杜笔记数章，取名《读杜随笔》。当时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有了这个开头，却就收不住了。几年来因刊物约稿，陆续发表了这类文字约五、六万字。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傅璇琮同志来信，鼓励我以“杜诗别解”为题，继续整理这些笔记。璇琮同志多年研究唐代诗人，成绩卓著。对于他的行家之言，我是理应从命的，但也有踟蹰。因为杜诗号称千家注，著作繁多，名家辈出，限于主客观条件，有不少杜集注本我不可能读到，更不用说散见于各种诗话、笔记一类著作中的浩如烟海的论杜见解了。我的浅见，且不论正确与错误，实在难保其中有的不是前人已经说过或是说得相似的，也就难以叫做“别解”。事实上，别人的遭遇也教训了我。比如有的论文得意洋洋地说到“千年莫解”，言下之意，作者所见自是千年以来的首次发现，而实际上只是重复或基本重复前人的、甚至是五十年代今人的见解。所以，即使我们不是有意抄袭，且还辛苦一番，得出看法，却不料早为人道，此种情况，殊难绝对避免，这也是研究杜诗的一种难处。我几乎要辜负璇琮同志的好意了。但忽然想起我家乡一带爱用“蹩脚”二字来形容不高明的事物，也不知为什么，这“蹩脚”又往往被写成“别脚”，几乎约定俗成。于是，我姑且把“别解”作为双关语，既可理解为别一种解释，也可意为“别脚”的即不高明的见解。为别人所未曾说过的见解，也未必是高明的。这样，我的这些札记式的文章称为“别解”或者也还“名正言顺”。如果这些“别解”有愚者一得之见，可供研究家参考，那我就喜出望外了。
《杜诗别解》是1987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前些年出版的《杜甫大辞典》中介绍说：“本书为一部论杜笔记集，全书2l万字，分作两辑，第一辑收录探讨杜甫世系、卒年卒地以及研究钱谦益笺注吴若本诸问题的文章共7篇。第二辑收录96篇短文，以杜诗题为题目，形式上与前代的某些著作（如施鸿保《读杜诗说》）相类似。综观本书，考释兼备，既有对诗人行踪与有关诗歌写作时地的考订，也有对有争议的诗歌或有关诗句的训释。其间所作种种考释不乏新见。如《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篇中提出新据，坐实王侍郎即王维之弟王缙；《登高》篇中据此诗被宋人‘迁补’即重新编年迹象，考订此诗非为峡中作，应是广德元年梓州之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篇中对‘玉貌锦衣’句提出新解，认为非指公孙，乃是诗人自况。凡此等等，皆应引起杜诗研究者的注意并重视。”
以上评介中所说“新见”，固属细微，有的确实引出过杜诗研究家的注意，有的似乎未见反应。去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张健学人奉命来采访我，说起此书，我说：
我虽然研读杜诗，但我未作关于杜诗思想艺术的宏观论述，我尽可能地做了一些实证工作。我在学习着做古代文学的研究时，主要对象还是元明清时代的作家作品，而且还更多地偏重在戏曲、小说方面。但我想，研究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就要不断努力，也不妨扩大研究范围，开拓一下，在这种开拓中扩展和提高自己的学识，提高思辨能力。
我尝回顾平生，师辈长者中多有五四前贤、民国学人，叩钟问学，诚属幸事、快事。只是我数十年来成绩太少，常感愧疚。2006年8月，故乡友人来电祝贺我获得荣誉学部委员称号，我以两首七绝答谢，诗中说：“学文原是平生志，授业皆为当代贤。碌碌无成悲白发，忝蒙荣誉只惭颜。”这是我真实心情的表露。
邓绍基
二○一一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