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孜孜不倦探寻中美关系的奥秘——访www.bet28365365.com荣誉学部委员陶文钊
提起绍兴，大家都不会陌生。一代文学巨擘鲁迅正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在其许多作品中都凝结着浓郁的乡思之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土谷祠到故乡的社戏，这些也是www.bet28365365.com荣誉学部委员、中美关系史专家陶文钊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
贯穿学术生涯的三个转变
中学时期的陶文钊就读于绍兴稽山中学和绍兴一中。他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对化学、物理、数学都颇感兴趣。同时，作为班里的语文课代表，其作文不仅在学校的“五四征文”大赛上得奖，还常被当作范文宣讲。
也正因在文科方面的优异表现，填报高考志愿时，由于学校报考文科志愿的比例不够，原本选择清华大学水利系的他，被班主任老师动员改报了文科类的俄语专业。于是，在杭州大学外语系他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涯。
1964年，品学兼优的他，作为母校仅有的两个推荐名额之一被招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时至今日，陶文钊已在www.bet28365365.com工作了50余年，他总结说：“回顾我的整个学术人生，有三个转变，一是从学俄语到用英语，二是从搞翻译到搞研究，三是从研究历史到研究现状。”
三年坚持打开赴美留学大门
大学里，英语作为陶文钊的第二外语，学得并不多。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之后不久，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办了全国第一个英语广播讲座，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陈琳教授主讲。“我当时没有想别的，就觉得自己作为一位专业的外语工作者，不能只懂一门外语。”他用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买了台东方红收音机，从初级班到中级班坚持跟了三年英语广播。在全靠自律学习的情况下，坚持认真听课、做笔记、做作业，英语水平达到了基本可以阅读专业书籍的程度。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1981年，近代史所分到了一个国家教委公派出国留学的名额，从来没有戴过耳机的陶文钊在国家教委的英语考试中得了63分。当时的派出线是60分，但他还是坚持到西安外国语学院培训了3个月英语。
次年，陶文钊被公派到美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在最初的半年里，让他感觉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在课堂上听懂老师的讲课。他笑谈：“脸皮还是要厚一点，你老是脸皮薄、怕犯错误，就得不到实践的机会，你就不能进步。为了摆脱这个困难，我就想尽办法多练习对话，课堂上多参与讨论、多发言，用了半年的时间才基本闯过英语关。”
在这次赴美留学的两年时间里，大部分时间陶文钊都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找档案、做研究。在留学之前，他就目的很明确地将研究重点放在了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中美关系史上。在美国档案比较开放的条件下，他做起研究来如鱼得水，这段留学经历不仅使他基本上从学俄语、用俄语转变到了学英语、用英语，同时也为他日后专门从事中美关系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爬格子”手写九稿完成第一篇论文
从干校回来不久，陶文钊和同事们在所里的组织下，翻译了一批研究中俄关系等的书籍。其中，为了翻译一本《喀什噶尔》的书，他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包括近代史所的资料、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资料，甚至为了翻译一些地名到国家测绘局去查大比例地图等。渐渐地，他对这段历史状况有了一定的积累和了解，准备写一篇关于沙俄和阿古柏的关系的文章。
“那时，我一边做翻译，一边写文章。所里的研究氛围非常好，同志们在学术上也都很乐意帮忙，我每写完一稿就去找两位同志看一看、提提意见，我就不断地反思、总结、修改，一遍又一遍共改了九稿，当时没有电脑，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爬格子”，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于1979年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鼓励。不是说这篇文章写得多好，但它仿佛告诉我自己，我是可以做研究的。”
参与“帝国主义侵华史”项目写作是陶文钊学习如何做好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经历。他谈到，“我负责《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第一章的写作，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历练。当时所里要求非常严格，把我们的初稿打印出来，发到全所，大家都可以提意见。写作组的老同志们更是认真，初稿、修改稿，一遍一遍地讨论，何处该增，何处该减，如何注意平衡，如何突出重点。我就在这个讨论过程中仔细琢磨、领悟。这正是我学习进入研究工作的过程。同时，这种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也让我终身受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1993年，正在英国进行学术访问的陶文钊接到通知，被调到美国所任副所长。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工作变动，在近代史所工作整整30年，于知天命之年在美国所开启了一段新的研究历程，而这个新的开始也促使他逐渐从研究历史转移到了研究现状。
《中美关系史》三卷本是陶文钊的代表作。这套书不仅被许多大学选为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书，也被誉为“迄今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全面反映中美关系史的一部力作”。
“第一卷于1993年底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写完以后，心里也忐忑不安，不知道史学界会有什么评价。大概半年之后，我接到了刘大年同志的一个电话，大年同志对所里同仁一向要求严格，在电话中他对我的这本书给予了好评，使我备受鼓舞。大年同志在50年代初写过《美国侵华史》，他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他对我说的话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那本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现在是该你们写新的中美关系史的时候了。’”
这是令陶文钊一生都难忘的一个电话。刘大年同志不仅肯定了《中美关系史》第一卷的写作，同时也为他接下来在美国所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大年同志很明确地告诉我，把中美关系史继续写下去。”
从那以后，陶文钊坚定了将《中美关系史》继续写下去的目标。20余年来，他历经困难却始终秉持着踏实严谨的学风，将第二卷、第三卷，一步一个脚印地写了下去。在撰写第三卷的时候，他还利用赴美访学的机会采访了不少前美国政府官员、学者等，如巴尔舍夫斯基、卜睿哲、傅立民，等等。通过这些采访，不仅使他增加了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史实的了解，而且也使他得以更好地从总体上感受和把握美国对华政策。
“我现在正在做的是《中美关系史》第四卷的写作，主要是小布什时期和奥巴马时期的中美关系。第四卷完全是当代史了，确有难度，只是我认为有责任把现在中美关系上发生的大事记录下来，把大的脉络理清楚。用大年同志的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如果把它放在研究当代问题上，换两个字，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我这一代人在写当代史方面必然是有局限的，这个局限你无法超越，只能由后代的人来超越，但是，我可以为后代人铺路，后来的人可以参考一下我的书，在这个基础上把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推进”，“我不是一开始就有雄心写多卷本的中美关系史，但努力把我现在做的事情做好，几十年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做学问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些都是近代史所老所长范文澜先生当年对所里同志们的训诫，在陶文钊的治学生涯中始终将这些训诫铭记于心。他说到：“年轻的同志要珍惜、要专注、坚持、要抱着敬畏的态度去做研究。在我们的工作里没有“驾轻就熟”这个词，无论写文章、写书，想写得自己满意一点，不重复自己、也不重复别人，还是要重新搜集材料、重新提炼思想、重新打磨文字。但是，这也正是我们工作的乐趣所在，科学研究究其本质来说，就是不断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