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研究礼学应该秉持科学的、历史的态度，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随意贬低礼学固然不可取，但是任意拔高、美化礼学，在礼学研究之中淡化礼的本质，尤其在礼学思想的研究当中脱离文本语境和历史情境来抽象地讲“礼之用，和为贵”，刻意回避礼与当代某些价值（如法治、正义等）之间的冲突，同样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在近年来的国学复兴以及儒学研究的热潮中，传统儒家礼学格外受到重视，成为传统文化研究中一个极为活跃的领域，这与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礼”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礼学重新得到重视，既有时代氛围的影响，也有儒学及礼学自身的一些原因，值得儒学与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认真对待。
近年来礼学研究的新进展
礼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弥散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对礼的研究原则上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主要是从三个角度展开的。一是经学史（包括经学思想史）研究脉络中的礼学研究。对三礼、三礼经注以及三礼所涉及的名物制度的考证是这一研究的重点。比如，郑玄是礼学及儒家经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唐代孔颖达就曾指出“礼是郑学”。关于郑玄的三礼学，已故杨天宇教授的《郑玄三礼注研究》一书从校勘与训诂两个方面，重点研究了郑玄三礼注的成就，可以看作从经学的脉络研究三礼学的代表性成果。朱熹的理学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关注的重点，但近年来也逐渐有学者开始研究朱熹的礼学。由于朱熹学问体系博大，目前学术界对其礼学的研究还仅限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例如，由叶纯芳和乔秀岩主编的《朱熹礼学基本问题研究》一书，仅重点探讨了朱熹礼学中的祭礼问题。因此，系统研究朱熹的礼学成就、理学与礼学的关系、礼学在朱熹学说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等，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自近代以来，随着传统经学的终结，经学的问题逐渐还原为史学的问题，从史学的角度考订三礼的著作时代，进而将三礼作为研究那一个历史阶段的史料来加以利用，成为学术界对待三礼文献的基本态度。其中《周礼》成书时代问题尤为重要与突出。郭沫若、钱穆、杨向奎、顾颉刚、徐复观以及当代学者金春峰、彭林等人，都利用不同的资料与方法，对《周礼》成书时代做过深入的探讨，提出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学者郭伟川的新著《周礼制度渊源与成书年代新考》（2017）对《周礼》成书时代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周礼》出自战国初期的魏国，是由以子夏为首的西河学派编定成书。这说明《周礼》成书时代问题至今依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另外，礼学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礼记》、历代《礼记》经注思想史以及历代儒家学者的礼学思想。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是姜广辉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就专论而言，关于《礼记》的礼学思想、荀子的礼学思想、朱熹的礼学思想、王夫之的礼学思想以及清代一些学者（如凌廷堪、黄以周等）的礼学思想，学术界都有相当深入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礼学思想涉及经学文献、思想史和哲学史，是近些年来礼学研究中一个比较活跃的领域。
二是礼制史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以史学界为主，相关成果中既有通史著作，如陈戍国的《中国礼制史》，也有断代的礼制史及礼制专题史著作，如刘源的《商周祭祖礼研究》、杨英的《祈望和谐——周秦两汉王朝祭礼的演进及其规律》、梁满仓的《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吴丽娱的《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阎步克的《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等。
三是在礼制史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以及文物考古等诸多层面，形成一种对礼的综合研究。吴丽娱的《礼与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就是这样一种综合研究视角的体现。该书虽是以礼制通史的形式面世，但在论述每个历史时期的礼制问题时，往往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问题，作多层次、多角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具体而深入的研究，从而反映出礼与中国古代社会诸多层面的深刻关系。
进一步推动礼学研究的切入点
近年来礼学研究的活跃，反映出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化，已经切入到儒学以及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本身的历史脉络之中。为了推动礼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研究者注意。
第一，文献的扩展。礼学是经学的大宗，相关文献极其丰富，但同时也有很多礼学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佚失。例如，仅从文献目录来看，宋代的三礼学注疏著作确实为数不少，但事实上很多都已佚失，完整流传至今的并不多见。
通过对自身研究经验以及学术界已有研究的观察与反省，笔者感到仅仅依赖现存的一些文献目录资料（如《经义考》等），在礼学和礼学思想研究方面，很难再取得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我们应该在礼学文献的钩沉辑佚方面下一番功夫。例如，南宋卫湜编著的《礼记集说》被称为“礼家之渊海”，保存了大量两宋时期学者对于《礼记》的解说。其中就有张载《礼记说》的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在我们通常据以研究张载的文献（如《张载集》）中并没有收录，也没有受到研究张载学者的太多关注。再如，南宋王与之的《周礼订义》也汇集了大量宋人关于《周礼》的解说。这些宋人的解说至今大多已经散佚，仅赖《订义》得以保存片段。如果我们今天能从诸如《礼记集说》《周礼订义》这样的大型文献集中将一些宋代学者的解释分别辑出，无论从经学史的角度，还是从礼学思想发展的角度，对礼学研究的深入都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深化对礼制变迁与思想互动之间关系的研究。笔者曾主张“礼是一套象征体系”。这一看法是在研究中国古代礼仪、礼制基础上，结合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当代符号学理论而得出的。具体来说，礼之所以是一套象征体系，是因为礼是有“意义”的，而且这个“意义”是人所赋予它的。这是我们认识、把握礼非常关键的一点。例如，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孔子看来，徒具形式的礼器、礼仪并不是真正的礼。礼的意义建立在内心仁德之上。从前人的诸种论述来看，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礼不是中规中矩的、僵化的形式，而是有意义的，只有将礼的意义贯穿在礼的仪式当中，才是真正的礼。《礼记》也强调“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将上古以来的思想作了简要而准确的总结。
中国古代的礼不仅体现为如《仪礼》所规定的冠昏丧祭等各种仪节，而且还体现为《周礼》所规划的以国家为主体的“五礼”体系，后者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更为深远。按照有些学者的研究，中国古代的“五礼”制度始于魏晋之际，至南朝萧梁时期臻于成熟。此后的国家礼典采纳的都是“五礼”体系，所有的礼制都被纳入“五礼”体系当中。在“五礼”制度形成以后，尤其是隋唐以后，历代都要制定大型的礼典，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反映在礼典与礼制当中。由于礼是有意义的，因此，每个时代的礼制都反映出特定时期的政治变革、社会发展以及宗教、思想等内容。深入分析礼制当中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将礼制变革与社会变革、思想争论相结合，可以拓宽礼学研究的范围，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第三，研究礼学应该秉持科学的、历史的态度，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随意贬低礼学固然不可取，但是任意拔高、美化礼学，在礼学研究之中淡化礼的本质，尤其在礼学思想的研究当中脱离文本语境和历史情境来抽象地讲“礼之用，和为贵”，刻意回避礼与当代某些价值（如法治、正义等）之间的冲突，同样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总之，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礼学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终，因此，无论从社会史、制度史，还是从经学史、思想史的角度来切入，都可以对礼学展开深入的研究。除此之外，将礼学与儒学放在一个更加开阔的世界文明交流对话的背景之下来研究，更加积极地从现代政治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比较哲学的角度来研究、分析中国传统的礼学，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儒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
（作者单位：www.bet28365365.com哲学研究所）
